这是一个所谓“外部性”的故事。欧阳过与杨康的交易是有效率的，是因为这次交换不会对其它任何人有影响。得到苹果的好处全归杨康，付出的代价也全由杨康支出，所以理性的杨康的选择必然是有效率的。但造纸厂的生产与销售却不是，它损害了一个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人：慕容复（这里我们假设污染的全部损失都在慕容复身上，且排污的所有负面效应就是一万元的损失）。鸠摩智是理性人，所以如果没有理由，他不会考虑可怜的慕容复。他继续按原来的价格销售纸品，而显然，他的行为是没有效率的。如果他采取制污措施，就可以每年减少五千元的损失。那么，该怎么办呢？

　　办法之一是：由环保局直接规定（或法律规定，环保局执行）纸厂应该采取制污措施。这可能是一个中国人最常见的思路：政府来干预。但这个办法有如下一些问题：其一，环保局（或者是立法机构）未必有兴趣来制污。它可能会被非法的收买，也可能会被合法的收买（如果我们应该考虑纸厂及其职工的意见的话）；其二，环保局未必会知道纸厂能用每年五千元的制污措施来防止每年一万元的污染损失。这些措施没有人比鸠摩智更清楚，但很明显，他没有理由告诉环保局这个信息。当然，更激进的办法是，取缔造纸厂。但这就因小失大，违背我们追求效率的初衷了。

　　于是，一个更为合理的排污费的措施产生了。它的好处是明显的：环保局不需要考察是否有比较好的制污措施，造纸厂自然会考虑交排污费对它有利还是采取制污措施对它有利。还有一点也很明显，排污费应该相当于污染造成的损失。在这个故事中对纸厂应该每年征缴一万元，而如果纸厂发现有每年低于一万元的制污措施，它自然会采取。

　　略有法律常识的人都会想到还有一个办法：慕容复会去起诉鸠摩智，要求赔偿损失，计每年一万元。这同样可以达到征收排污费的作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措施往往是并用的。其实这两个措施是同一个逻辑，专门的名字叫作“外部性内化”。通过这种措施，鸠摩智的工厂的行为所产生的全部负效应转为罚金或者赔偿，成了工厂要负担的成本。如果有手段降低这个成本，工厂一定会采取。就这样，我们通过一些法律的矫正措施，使鸠摩智的造纸生意又回到了最初那个苹果的故事。

　　但是，这个分析是有错误的。错在哪里呢？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个放羊的故事。